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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候同樣的高考成績 也會通往截然不同的未來

眼看高考將至,考生們的心又揪了起來。

不同的高考成績,或許將意味著不同的人生。我們接受著這樣殘酷的設定,卻沒有想到,有時候同樣的高考成績,也會通往截然不同的未來。

前陣子,忙于離婚案的當當網(wǎng)創(chuàng)始人李國慶,就抽空表達了對高考大省的關切,“在北京考上985那分數(shù),到河南只能上大專”。

這話雖然夸張,卻也說到了不少高考大省孩子們的心坎里。

高考不公平的忿懣由來已久,很重要的矛盾點就是地域間的不公平。北京大學被戲稱為北京人大學,復旦大學或又叫上海復旦大學,說的就是集中優(yōu)勢資源的大學,在名額分配的傾斜下,成為了本地人的大學。

今年,教育部出臺的《關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》中再次提出:

中央部門所屬高校要合理確定分省招生計劃,嚴格控制屬地招生計劃比例,繼續(xù)向中西部地區(qū)和考生大省傾斜。

政策的出臺自然振奮人心,也是對部屬高校去地方化趨勢的一種切實努力。

外省學子:真的不想為清北擠破頭。

但這樣的號召并不是第一次見了。早在2008年,就有過近乎完全一致的“部屬高校在屬地的招生計劃應逐步回調至30%以內”的明確提議。然而這12年來,這個目標顯然沒有完成。

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,甚至還觸發(fā)了各種由此而來的亂象。高考移民、省市間調配招生名額導致的沖突事件,頻頻發(fā)生。

確實,在“高校合并”、“省部共建”等背景下,高校地方化的問題成因復雜,非一日可解。

但事關高考,就必然事關重大,想讓高考公平更進一步,就不能讓大學一直成為“當?shù)厝说拇髮W”。

1. 部屬高校,怎么就偏愛本地生源

高考可能已經(jīng)是人生中最公平的一次考試,然而它還是太不公平了。

2016年,騰訊新聞做過一次調查問卷,4.3萬人回答了“你認為所在地區(qū)的高考公平嗎”的問題。結果有75.4%的受訪者認為高考“很不公平(57.4%)”和“不太公平(18.0%)”。

其中,地區(qū)間的不平等顯得尤為突出。

長期競爭國內Top3的浙江大學就顯得對本省學子尤為照拂。2018年,浙大的招生計劃為6410人,其中省內的計劃招生人數(shù)達到了3100,占約48%。

這并不是孤例,上海財經(jīng)大學在滬的招生比例一度高達39%(2008),復旦大學本地生比例曾達41.9%(2008),武漢大學在鄂招生比達44.3%(2007),中山大學在廣招生比達46%(2015)。

2019年QS中國大學排行榜的學校,本地生源比例都不低。/QS世界大學排名

這些本應向全國招生的部屬高校是怎么成為名副其實的“地方院校”的呢?

簡單來說,我國的高考并不完全是按考分的高低進行錄取的,你能進入哪所高校不直接取決于你的考分,而是取決于你在所在省市的排名。

這種按省分配高考招生名額的方式,專業(yè)話術叫“分省定額”。

1949年之前,全國高等教育的考試并沒有統(tǒng)一的標準,招生人數(shù)和入學要求全由各校根據(jù)自己的辦學規(guī)模和要求決定。

我國統(tǒng)一的高考制度自1952年起正式建立。除個別院校外,全國高等學校須全部參加全國統(tǒng)一的招生考試。

高考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。/人民日報

到了1959年,為了能更好地協(xié)調不同地區(qū)間的招生平衡,發(fā)揮學校的自主性和積極性,部屬院校在各省市的招生人數(shù)和調劑方式由學校、教育部和所在省市協(xié)商確定。

分省定額的招生方式就此逐漸形成。1977年恢復高考后,也繼續(xù)沿用了下來。

對于高校來說,當國家為之確定了招生規(guī)模后,學??勺孕芯幹撇煌瑢I(yè)的招生人數(shù),以及在各個省市的招生名額。

目前,我國的公辦大學分成兩類,包括部屬院校和地方院校。地方院校傳統(tǒng)上指隸屬于省市,主要依靠地方財政的高校,因此主要面向所屬地招生。

此次教育部文件中提及的部屬院校,則是指隸屬教育部、主要依靠中央財政支持的高校,它們理所當然,應向全國招生。

中央部屬高校,通常實力都不俗。

那么為什么這些高校越來越地方化了呢?

實際上,即使是部屬高校,在省部共建之后,也會得到地方政府大量在資金、土地等資源上的支持。這些支持都是有附加條件的,那就是要求高校增加在當?shù)氐恼猩~。

例如山東大學根據(jù)985工程的共建協(xié)議,在8年間獲得省政府10億元的投入。作為回應,山東省發(fā)改委和教育廳對山東大學提出了在本地招生比例超過60%的要求。

拿了地方的錢用在培養(yǎng)本地人才上,倒也沒有說不過去的地方。

另一個影響高校地方化趨勢的是高校合并的現(xiàn)象。

如今的浙江大學,是1998年時與原來的杭州大學、浙江醫(yī)科大學、浙江農業(yè)大學四校合并而成的。這里的后三所學校都是浙江省屬的大學。

浙大在合并之后,也自然囊括了這三所大學在本地的招生計劃。那些本地的醫(yī)學生名額,本來就是屬于浙江醫(yī)科大學的。

2. 對抗高考不平等的,不應是新的不公

面對地區(qū)間的高考差異,不少人秉持著“辦法總比困難多”的心態(tài)。

只是,他們動用的手段并不是在對抗高考資源的不平等,而是助長了新的不公。

“高考移民”就是備受爭議的現(xiàn)象。

2019年,深圳富源學校與河北衡水中學的“聯(lián)姻”觸怒了不少人。這兩所學校產生了這樣的合作關系:衡水中學承諾在學生高二的時候免費辦深圳當?shù)貞艨?,學生繼續(xù)在衡水上學,只需要在考試的時候去深圳。

那些成績中上,徘徊在河北清北錄取線邊緣的學生就會被選中,去廣東沖刺清北。富源學校也會把招錄的廣東孩子送到衡水去念書,再回深圳高考。

從前成績平平的富源學校因為高考移民的到來“碾壓”其他學校。/澎湃新聞

這樣的模式甚至還在拓展。到2016年,衡水中學的分校已經(jīng)陸續(xù)開了11所,不僅在云南、四川有分校,甚至還開到了馬來西亞。

換個省市高考,成了真金白銀的產業(yè)。

根據(jù)福建省教育廳的核查,2017年和2018年,持外省號碼居民身份證報名參加該省普通高考的人數(shù)達到14032人和15669人。

富源事件在家長間引起了巨大的擔憂,尤其是從教育資源發(fā)達的高分地區(qū)向青海、內蒙等省市的移民,對目的生源地考生利益的侵害,不亞于“偷取他人的人生”。

高考移民并不少見。

然而,在高考移民新聞的評論中,得到最多認同的還是對地區(qū)間教育資源不平等的興嘆。

“山東考生難,但還有山大和中國海洋;河南考生難,還有鄭州大學;江蘇考生難,還有南京大學。河北移民不是現(xiàn)在才有的,作為高考大省卻沒有一所985,唯一的211還在天津……”

沒人能反駁這些事實,但“高考移民”同樣不是積極的選擇。不論是侵占沿海地區(qū)的高考名額,還是竊取邊遠省份的高考身份,都是用不正當?shù)氖侄螛嫿ㄐ碌拿堋?/p>

跨省高考移民,造成了新的不公平。

其實,從政策上并不是沒有做過促進區(qū)域公平的努力。

2016年,國家出臺了從12個省份中抽調16萬招生名額用來支援中西部地區(qū)的計劃。2017年,教育部規(guī)定直屬高校要將不少于招生規(guī)模2%的名額,留給中西部和貧困地區(qū)。

這本是一種期待調和區(qū)域差異的嘗試,但一方面的利益增加自然就導致了一方面的利益受損。

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,抽調的招生名額大多來自錄取率本就不高的湖北和江蘇。2016年,從這兩省調出的生源總數(shù)分別高達4萬個和3.8萬個。說是引起了考生和家長的怨恨也并非夸張。

再看到原本一本率就超過20%的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并沒有交出抽調名額,就更令人無法接受了。

不少學校都出臺了針對農村以及邊遠地區(qū)的招生計劃。/復旦大學

招生名額的爭奪本就是一場零和博弈,目前中國招生計劃的調撥機制有其歷史成因和合理性,但突出的矛盾也讓人再難忽視。

3. 高考公平之爭

高考的結果是各種變量的集合,在這個人生唯一一次有可能公平的競爭中,不斷提出質疑,不斷尋求優(yōu)化,本身就是“高考”這項國民運動的一部分。

針對高考的地域性特征,有人提出,對基礎教育水平差異大的省份,以均分的方式計劃招生名額是否不夠科學?或者,人口基數(shù)相近,但是考生數(shù)量不一的省份,怎樣分配才能令大家信服呢?

最常見的一種提議是:全國應該統(tǒng)一試卷,不區(qū)分省市,擇優(yōu)錄取。

這種說法看似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高考公平,卻忽略了一些前置性的差異。最顯而易見的一點是,不同地區(qū)的教育資源本就不一樣。

大家都聽過這個段子,說4歲的孩子1500的英語詞匯量在美國是絕對夠了,但在海淀是遠遠不夠的。如果京滬堪比四六級的英語卷,江浙地區(qū)的每年數(shù)一數(shù)二難度的數(shù)學題,成為全國統(tǒng)一標準,自然也是對其他區(qū)域的不公平。

所以在此基礎上又有人提出,如果各地在統(tǒng)一試卷和評分標準的情況下,采取不同的錄取分數(shù)線,是否能代表公平?

這種建議的邏輯是可以理解的,但這樣做從表面上就產生了顯然的不公。李國慶說的“同樣的考分為什么他能上北大我只能上大專“或許還存在考題上的難易,而如果不同省市使用同樣的試卷,卻用不同的分數(shù)線,又怎么能讓人信服呢?

到這里我們也能看出,目前全國部分省市保留自主命題權,其實也是對高考命題、錄取公平問題的回避,沒有了統(tǒng)一的標準,也就沒有了比較的基礎。

如此一來,任何彌合地區(qū)間差異的努力再難被衡量。不論是地方財政投入造成的傾斜,或是降低資源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的錄取標準,結果怎樣,都難以被評說。

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在“分省定額”的標準下,招生名額的確定是教育部、高校屬地政府、以及高校自身三方博弈的結果。

可是在這個利益均衡的過程中,與高考最直接關聯(lián)的考生,卻一直游走在被考量的范圍之外。

“部屬高校在屬地的招生計劃應逐步回調至30%以內”不是一個新鮮的說法了,但如果這一次能更扎實地落實,或許依然能成為對高考公平痼疾的一次推動。

參考資料

[1] 《張千帆:本地人與外地人因異地高考發(fā)生矛盾意料之中》京華時報2012-11-19

[2] 《今年跨省生源計劃調控方案公布 12省份調出16萬》人民網(wǎng)2016-05-05

[3] 《深圳“高考移民”調查:衡水中學與多地有代培合作或合作辦學》中國青年報2019-05-15

[4] 《都說不公平,高校招生名額到底是怎么分配的?》壹讀2018-06-20

[5] 《中國人高考態(tài)度調查報告》騰訊新聞2016-06-02

[6] 《部屬高校“地方化”嚴重 當?shù)厣幢壤?0%》高考網(wǎng)2019-05-05

[7] 博弈高校生源調控》財經(jīng)2016-06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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